(16)参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一致的应当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的复函》(1993年3月11日，法函[1993]16号)。
（注：《庄子?大宗师》。二是说只有阴阳调和（阴阳二者均不太盛或太衰，且保持阳尊阴卑之序）才能使世间任何事物和谐、正常。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五行之论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庄子?天下》引惠施云：至大无外，谓之大一。但从狭义上讲，天命仅仅是天道运演中通过某种特有方式（如秩序、生机、灾异）向人类社会表达的天的意志或命令。阴阳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世间最根本的矛盾所在，阴阳矛盾是世界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
这种特殊天命常与政权转移之合法性问题有关。不理解这些，我们就常常误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人治"即是少数当官者说了算，他们拥有事实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因此就有可能发生权力失控、权力腐败的现象。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鼓舞下，我们党有勇气提出依法治国这一新的治国方略，也完全有能力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群众真正能够当家作主的国家。"治官"，就是把各级官员的权力控制在法律许可的界限内，不得以权代法，不得以权谋私，督促他们依法用权，为人民用好权。比如，应尽快考虑制定党政关系法，把党与国家机关的不同职能与活动方式，把党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相互关系，把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具体原则与方式，以及如何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等方面的内容，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坚决贯彻执行，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党的依法治国的执政方式，是把党的领导同法律权威统一起来了，使党的领导真正获得了法律的权威形式，党的政治权威发展为法理性权威，从而在法治层面上坚持、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使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更加巩固。[2](P10)又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建国二十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最先察觉了我们党在领导制度和执政方式上的一些弊端，并明确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行党政分开，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实际上，治民是相对于民治而言的。过去国民党搞的就是这一套。我国在走向法治，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健全和完善各项民主制度。这就要求党不能把自己放在法律之外或法律之上，党领导国家事务的活动必须限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
人民群众是最讲实际的，当他们真正能够依法享有各种权利和自由，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的时候，依法治国才具有实际意义，并由此获得最广泛、最强大的动力而能不断向前发展。伴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党的执政方式必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不受社会约束的力量，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腐蚀性。[3](P379)在实行依法治国过程中，要制定有关法律和制度， 保证党的执政方式适时转变。
[3](P177)邓小平同志还指出："要通过改革， 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我们现在实行依法治国，即是变人治为法治。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受其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全面的法治，但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已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
此说似乎很全面，但严格讲是不确切的。健全民主制度，要从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层面上同时展开，即既要坚持和完善各项基本政治制度，又要不断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从历史上看，法治的基本思想是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以及一系列与此相联系、相融通的自由、民主理念和原则。其中，在我们党内，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加强学习、转变观念、端正认识、统一思想，可能是目前最值得重视和认真做好的一件工作。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制的。党对国家事务实行领导的基本方式，是把党的主张，把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变为国家法律，并带头自觉遵守这些法律，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办事，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不错，作为社会成员的官与民，既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同时也是依法管理的对象。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具有双重性质、两种作用：一方面，国家权力是国家生活和国家管理所不可缺少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的支撑，国家大厦将顷刻崩溃，社会将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失去强大的推动力量而发生停滞、倒退。
我国五十年的实践证明，实现人民民主，靠人治没有希望，只有搞法治才有光明前途。虽然他们也讲民主，也说民治，但实质上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治民，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
【内容摘要】法治和民主总是联为一体的，就如专制与人治不可分割一样。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危害最烈的是吏治腐败。
资产阶级最早将民主与法治联结在一起，他们以民主为旗帜，以法治为武器，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与人治。事实证明，这种领导方式极易造成权力过分集中，并使党组织国家化、行政化，既削弱了国家政权管理机构的功能，又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爱好权力，追逐权力并最终获取权力，是人类的一种天然本性，而当权力一旦失去必要的制约与控制，就有可能把拥有权力的当官者拖向罪恶的深渊而难以自拔，这些人就会做出种种破坏法纪、祸国殃民的事情来。这是我们实行依法治国的根本出发点和着眼点。
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当前最需要加强一些具体制度以及运作机制、操作程序等方面的建设，保证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充分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的执政方式要适时转变。
" 我们一些党的领导同志，对过去的领导方式比较熟悉、比较习惯，以为一切由党组织直接指挥才算体现党的领导，只有"一元化"、大包大揽才是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执政党建设。
" 在依法治国问题上，关键同样在于执政党的建设。因此，国家权力是必需的，是十分重要的，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是一切统治阶级的命根子和法宝。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法治进程，以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民主机制，日益建立和完善起来，从而为资产阶级的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人虽为少数，但对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极大，是推进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我们现在倡导法治，实行依法治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更好地实现"民治"，即由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治理国家和社会。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的本质内容不该是治民，而应是民治。
依法治国渊于近代以来的法治思想。从领导内容看，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的领导以及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人选。
我们强调依法治国要重在治官，是从官员在国家管理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而言的。在民主国家，各级官员都是在一定的民主制度下，经过一定的办法和程序而产生的。
一、依法治国与发展民主 我们一些地方领导同志在谈到依法治省、治市、治县的时候，很少涉及民主，很少研究在本地区如何发展和扩大民主，他们感兴趣的往往是"治事"本身，而不太关心或不太明确由谁来治事这一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依法治国的重点是"治权"和"治官"。
